出版社将库房搬到涿州，做错了吗？

河北涿州作为出版业的库房重镇，在此次灾害中损失惨重。以位于河北涿州的北京西南物流中心为例，其占地面积400亩，有近百家出版社及出版商及中盘的库房安家于此处及周边地区。据2018年数据统计，西南物流中心及周边仓库的年发货码洋超100亿元。但因为此处地势低洼，成了该次强降雨的重灾区，多家出版商图书库存全部被淹，损失不可计量。

8月1日当日，位于涿州的中国图书网办公、库房区域被淹，70余名员工受困，据称当晚甚至有有害气体泄漏，现场有孩童吸入后呕吐。迟至当晚11时，70余人陆续获救。

(相关资料图)

根据涿州发布8月1日发布的信息，受上游洪水过境影响，涿州市河道行洪和城市内涝风险加剧，境内多条河流流量较大，小清河分洪区、兰沟洼蓄滞洪区已相继启动。

据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日通报，漳河、子牙河、大清河、永定河、北三河水系3日来水量4亿多立方米，特别是拒马河、永定河、北运河承接大量北京来水。主要河道共出现142站次涨水过程。

国内出版业企业，无论是国有的出版社，还是民营的出版公司，最集中的城市就是在北京。北京发展传媒出版、创意文化产业有着方方面面的优势，比如政策优势，亲近监管优势，再如因高校云集而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高水平人才注入支持的优势，再如易于融资的优势。

但北京的传媒出版、创意文化产业不可避免也会因为成本考量，选择将部分产业环节外迁或外包，比如印制、发行、仓储。临近北京的天津，以及河北保定、廊坊因此就承接了这些产业环节。

通常认为，这样的外迁、外包会创造双赢甚至多赢。北京纾解了部分生产、仓储等低价值环节，传媒、出版、创意产业企业降低了运作成本，河北、天津有关地方获得了产业加持、增加了就业岗位。并且，从气候特征来讲，京津冀地区很少出现洪灾。

在昨天的评论中，我们已经探讨过，容灾防灾体系很难做到对风险概率不高的灾害进行超常、超前部署，因为那样做的成本很高。

而且，容灾防灾体系与防疫一样，必然意味着要对生产生活造成影响，会对具体人等的财产权利、行动自由造成影响。比如为了防控洪涝，就必须禁止地势低洼区域建设民居以及商业建筑，这类区域已有的建筑也要拆除——如果拆除了这些建筑以后，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也没有发生洪水，你说那些被拆建房子的房主、企业主会不会上告？

全球气候变暖是个总体趋势，但其影响具有复杂性，并不是每个进程都能够展现出清晰的因果链条、强关联关系。比如，去年、今天我国南方地区很多地方干旱，而去年、今年北方一些地方强降雨导致了洪涝，但明年、后年会不会延续这种反常性，让反常性成为新的“常态”，目前谁也不能下结论。

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就下结论说北方容易洪涝已经确定，要求北京也好，河北、河南、山东都进行大规模高规格的防洪建设，到了明年，就完全可能迎来不一样的灾害，然后几年内甚至更长时间没有再发生洪涝，这就会让有关方面变得非常被动。

继续接续前面的话题，北京向河北、天津外迁、外包出版等行业的部分产业环节，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，但考虑到灾害因素，这就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。有的企业如果当初没有外迁印制和仓储，仍然坚持将这些功能保留在北京，导致增加的成本也许并不比外迁节省了成本，但因为受灾导致的损失要高。

但是，我们似乎也不宜下结论说，当初出版企业外迁部分产业环节的做法是错误的。因为如果将全产业环节都留在北京，运作成本实在是太高了，很可能直接导致这个行业面临更大的生存困难。但基于降低成本的外迁、外包选择，却实在无法应对灾害风险。

其实，并不仅仅是出版行业面临这样的二难困境。这些行业不可能脱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，或新一线城市、省会城市，因为去了小地方很可能无法招录到足够的专业人手；但在大城市保留产业环节的成本实在是居高不下，仅薪酬和社保支出就构成一个不小的负担；外包部分环节又同时存在几种风险：各环节地理距离的存在，比如生产和设计、营销的空间距离，可能导致效能下降，还有就是灾害风险……

我们在昨天的评论已经说过，大城市在灾害频发的年代暴露出越来越突出的脆弱性——但大城市往往拥有最强的救援力量，还更可能引起舆论关注、政治支持，而这是大城市以外的中小城市和乡村所不具备的条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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